共产党的口号精选推荐

2012年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标语口号

1、“3·28” 西藏翻身农奴的节日!

2、隆重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3、铭记历史,珍惜今天,开创未来!

4、翻身农奴把歌唱,永远跟着共产党!

5、农奴翻身做主人,哈达献给共产党!

6、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

7、奋力推进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8、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扎实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9、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10、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为建设小康西藏、平安西藏、和谐西藏、生态西藏而努力奋斗!

1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2、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3、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切实维护西藏社会稳定!

14、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人民军队好、各族人民好!

15、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

16、坚定不移抓发展,旗帜鲜明反分裂!

17、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

18、加强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9、感谢党中央对西藏各族人民的特殊关怀!

20、感谢全国人民的无私援助!

21、忆苦思甜,饮水思源!

22、加强民族团结,推进和谐西藏建设!

23、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一步打牢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24、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八次党代会精神,为西藏更加灿烂、更加辉煌、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宣传标语口号

1.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

2.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

3.衷心感谢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

4.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不断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5.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6.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7.坚持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指导思想!

8.坚持科学发展、坚定不移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

9.坚定不移抓发展,千方百计惠民生,旗帜鲜明反分裂,扎扎实实抓党建!

10.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

11.大力实施“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产大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

12.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3.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4.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5.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

16.安定和谐与团结进步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17.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人民军队好、各族人民好!

18.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一步打牢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19.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

20.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21.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全力推进小康西藏、平安西藏、和谐西藏、生态西藏建设!

22.十分珍惜大好形势、十分珍惜历史经验、十分珍惜宝贵机遇!

23.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24.努力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25.深入开展双拥共建活动,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26.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

27.西藏明天更美好!

28.中国共产党万岁!

29.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本文来源:西藏日报)

舌尖上的“标语文化”

      标语是用简短文字写出的有宣传作用的口号,写什么样的标语,用什么方式书写标语,都取决于时代的需要。从标语的变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时代的变迁。标语口号,因具有言简意赅、准确贴切、生动形象、朗朗上口等特征而备受国人青睐,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了中国人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标语口号算是正宗的中国特色。

  标语虽小,承载历史

  中国共产党建党91年,也是“标语文化”嬗变的91年,从20年代“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30年代“武装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拥护苏联,解放全人类”,到40年代“军民合作,驱逐日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从文革“割资本主义尾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到“发展市场经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知识越多越反动”到“提倡科教兴国”;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到“依法治国”。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实现了由被压迫、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这一切,都在小小的标语口号中得到了体现。

  现在,人们的环保意识、人文意识逐步加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等成为了标语的主流。而标语的载体也由单一的墙面,向灯箱、横幅等多样化转变。经济的发展必将带动商业的繁荣,许多过去的标语都在房屋改造和拆迁中成为历史。即便如此,作为一种最经济、最有效的宣传形态,标语仍将生活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继续见证每个时代的变迁。

  标语虽小,却承载了历史。透过中国共产党建党91年来的中国式标语,可以窥见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可反思社会发展中那些需要不断完善、不断改进的制度和观念。综观古今中外,用标语达到宣传目的的做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将标语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又能覆盖众多领域并不断与时俱进,也是中国人的创举。建党91年来,标语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影响力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渗入听觉、视觉和记忆的全方位通路中。它以其时间性、阶段性和空间性的特点,表现着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重点。

  老张的标语话匣子

  笔者驱车深入到福建向浦铁路沿线采风,工地墙上、彩门上林林总总的标语迎面而来。从“寻梦圣地今圆梦,落实科学发展观勇争先”到“精品让大地生辉,环保让蓝天深远”……各种口号各种内容的标语“百花齐放”。

  在一个隧道洞口,一位老铁道兵出身的老职工老张正在工地布置企业文化展板,指挥着几个民工将“和谐施工,美化环境,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大标语挂在隧道口。老张是位老政工,当得知笔者来意时,他滔滔不绝打开了话匣子。他说:“要说建党91年的变化,那太多了,我认为最可贵的变化,要算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从"标语文化"的变迁,就能看出人们思想观念的这一变化。”

  老张当兵入伍的时候,正是1978年,改革的春风遍吹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户外标语口号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先是“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标语代替了“不怕流血流汗,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拼命干”,接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小平,您好!”等标语大批出现,让人耳目一新。

  老张兴奋地说:“1979年,部队集体宿舍的墙上被宣传干事刷上了一条新标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实话,当时我还不太能理解这个标语的真实含义,现在想起来,这条标语身后的含义,其实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标语反映了当时的浪潮,这些标语也轮流被刷上了各个地方的墙上。从这些标语可以看出,中国已经摆脱了极左思想的干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了高效率、快节奏的全新价值观。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老张回老家探亲,发现路边“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没有了,刷上了“谁穷谁丢人,谁富谁光荣”10个大字。虽然村里至今也没出几个富翁,但村民们谁也不想太丢人,所以都卯足了劲去发家致富,现在的生活正象文革期间一句标语所憧憬的那样,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村里的标语也一换再换,关于电灯电话,刷的是“要想奔小康,电话来帮忙”;计划生育检查,就刷“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鼓励年轻人外出打工,“要想早日奔小康,打工赚钱是良方”、“农民要想不受穷,出外打工才能行”等标语就铺天盖地;三夏时节,标语上写“严禁在公路上打场晒粮”、“焚烧麦茬,拘留罚款”;若是换上“焚烧秸杆,罚款五千”那就是到了“三秋”了。不用去了解,只要看路两旁的标语,基本就可以知道家乡的变化。仔细研读乡村标语,别有一番趣味。

  标语越来越多元化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成为主题,“以法治国,科教兴国”、“要想富,先修路”、“只生一个好”等这些折射出人们对发展需求的标语逐渐多了起来。新农村医疗合作社成立,又写:“一人交纳10元钱,身体受益一整年”、“疾病导致贫困,防贫先保健康”。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标语口号也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对社会关注范围更广,风格更加五彩纷呈。汶川大地震,一句“汶川挺住,中国加油!”,一声“捐出一份爱心、共建一个家园!”、“不抛弃、不放弃!”让多少人泪流满面,那一刻,全中国、全世界的华人心相连,手相握,万众一心,共渡难关。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在奥运会上风靡一时,“点燃激情、放飞梦想”、“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宣示了中国人的骄傲,那一刻,世界有多少人瞩目中国,有多少炎黄子孙为之自豪。

  如今,“标语文化”从领袖语录到关注民生,一些不合时宜的、“冷”“硬”标语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口号的强制色彩和政治功能正在逐渐减退。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人文意识逐步加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等成为了标语的主流。

  也许有一天,标语口号会淡出我们的生活,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那些影响过我们的生活、忠实而精要地记录了沧桑世事和社会变迁的舌尖上的“标语文化”。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作者:伍 振

用字写出来的叫标语,用嘴喊出来的叫口号

     标语也是一种“标榜”,是赤裸裸的标榜,是大张旗鼓的宣传,它不是个人行为,也不是某团体的内部行为,而是面向社会的政党行为、政府行为、政治行为。朱自清在《论标语口号》中说:“现代标语口号不但要唤醒集体的人群或民众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标语口号往往是这种集体行动的纲领。”

     用字写出来的叫标语,用嘴喊出来的叫口号。

     我读小学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校园的围墙上用红字写着“五爱”的标语:“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对我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引导作用;教室的墙壁上也贴有几张标语,我记得最清楚的则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使我懂得要为社会做贡献,做事要全力以赴,不能偷懒耍滑,到读大学时,我才知道它是鲁迅文章里的话。名作警句、名人名言,也常常作为学校、机关、企业的标语。这样的标语起着激励或劝戒的作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的“不自由,勿宁死”,是为反法西斯战士鼓舞士气;日本福岛地震一周年,一位反核人士刷在背上的标语:“不要为了赚钱,舍弃生命和自然”,是对见利忘命者见利忘世者的规劝。

     中国是个标语口号大国,由来已久,延绵至今。从明朝李自成起义时的“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到清朝末年革命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从国共合作大革命时期的“打倒列强,根除军阀”,到共产党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从解放区的“打土豪,分田地”到人民公社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从建国前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到新时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胜枚举,无计其数。

     “文革”是红旗、红袖章、红宝书的海洋,不断掀起“拥护”“捍卫”、“万岁万岁万万岁”和“炮轰”“火烧”“打倒”“砸烂”的标语口号浪潮。

     新时期的标语,数深圳特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最新鲜,数“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的“五讲四美”最妥贴;数“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最动人,数“发展才是硬道理”最坚决,数“稳定压倒一切”最持久。我国不再写“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标语了,日本人却将这条标语贴在公司显眼的地方。

     现在城里的标语越来越洋气,越来越豪华,不再是用笔写在纸上,而是印在红彤彤的丝质横幅上,那白色或黄色的印刷体标语,成为街道和楼房、机关和居委会一道道亮丽的装饰,民众已司空见惯,其内容并没有多少语文学意义,勿庸举例。

     值得警惕的倒是某些标语之宣传恰与其本义相悖。“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巨幅标语恰恰背离了节约原则,大量宣传“环境保护”的标语却造成环境污染。有些标语与周围环境不谐调:立交桥上树着“高举旗帜”的巨幅标语,旁边却是路政部门立的“限高几点几米”的牌子;高速路上树着“奋勇前进”的巨幅标语,旁边又有路政部门立的“限速”牌子。悬挂、树立此类政治标语而不考虑周围环境,实在是不严肃。能够体现人文精神的标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健康)请勿酒驾(请勿吸烟)”之类,或许这些善意的提醒,才是时代的标语,可作公益广告看待。

     农村的断垣残壁上至今还留着大搞计划生育时期用石灰水刷写的标语,除“只生一个好”是政府号召外,“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则是当地干部野蛮行径的遗存,也该清除了。

     摘自:湖北日报 罗维扬

乡村墙上标语的思考

   小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标语是“大养其猪”,这条标语就写在生产队养猪场东边的墙上。这堵墙比较高,所写的这四个大字就很大。每个字应该有一人多高,而且白底黑字,非常醒目,路过我们村的人远远都能看到。我爷爷就在这里为生产队养猪,我小时候和爷爷一起睡在饲养院里,天天都能看到这四个字。开始我问父亲,大养其猪是什么意思。父亲说就是大力养猪的意思,不过为什么不写“大力养猪”而写“大养其猪”这么拗口难懂,他自己也搞不明白。后来我问爷爷,这才知道这是毛主席写的,意思是号召大家多多养猪。爷爷说,毛主席是有学问的人,不可能写太俗的口号。“大养其猪”一般能看得懂也不太俗,还是很不错的。爷爷是很崇拜毛主席的,跟我说话的时候,提起毛主席那是一脸崇敬的表情。那时候村里主要街道的墙上到处都是这样的标语,只是那时候我看不懂,所以有印象的就只有这个“大养其猪”了。

   慢慢长大一点,可以认字了,爷爷经常领着我,一边在街上走,一边告诉我村子里墙上标语的意思。记得最多的是政治性的标语,象“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等等。这都是些鼓劲的内容,通过这种方式既宣传了党的政策,又提高了人们的凝聚力。在那个年月,人们能够全心全意的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些标语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我们党很早就很重视这种墙头标语的宣传,现在在一些早期红军活动的地方,还保留这很多红军时期的标语。比如“好男当红军”、“劳苦的工农大众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红军是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的唯一武装力量,欢迎苗族兄弟加入红军”,这是在苗族聚居区看到的标语。毛主席说,“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的工作”,因为“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 标语是发动群众的一个十分简便、直接、有效的手段。不仅在红军时期,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墙头标语都是很普遍的,常常是“兵马未动,标语先行”。比如杭日战争时期的:“誓死不做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解放战争时期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等。我们家乡日寇统治时期是抗日力量活动的地方,也有一些和全国差不多的标语,只是数量并不多。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们就是解放区了,标语也和全国一样,不过那时候就多了,各家各户的墙上都是鲜红的标语。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这个阶段,政治运动多,标语口号总是以某一政治运动为中心,类似战争时期打一场战役,统一号令,统一行动。特点是突出政治,内容单一。“文革”时期的标语分红、白两类。红色标语是正面宣传,如“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色标语铺天盖地,被称作“红海洋”。白色标语类似大字报,通常是批斗“阶级敌人”的战书。常见的有“舍得一身剐,敢把×××拉下马”、“×××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砸烂×××的狗头”。 “走资派”的姓名要用红笔打叉,或将姓名倒写,让“走资派”头朝下等等,花样繁多。那时“天下大乱”,群众组织可以随意制作、张贴大标语。由于标语多而墙有限,贴出不久就可能被覆盖,因此有的标语末尾写着:“不许覆盖,否则砸烂狗头!”“文革”标语所用的语言的暴力化、幼稚化、粗俗化达到了极致。我们乡下“文革”斗争没有那么严重,不过墙头的标语也不少。不仅窗户下边的墙上有大字的标语,每家的窗户之间的墙垛子上,也写满了毛主席语录。这些语录都是大家能背诵的,那时候我也都记得。就是现在,很多老房子上也有。尽管粉刷过了,隐隐约约也能看出文字来。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性标语少了,往往那个都是阶段性的政策标语。村子墙上最多的是计划生育的标语,前些日子还有很多保留着。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历时久远。这些标语成了不同时期计生政策的历史见证。还有一些法制宣传标语,植树造林宣传标语等等,那都是上级要求的。最近几年具有广告内容的墙头标语多起来了。联通、移动的广告还有卖农药种子、化肥什么的广告,不仅村里墙上有,路边有围墙的也到处都是。

   宣传标语不是共产党的发明,自古有之。《史记》记载,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登泰山,立三丈高的石碑“刻石颂秦德”。始皇帝很喜欢这样的“石头标语”,又在他巡视的之罘、琅邪、碣石、会稽等地树立石碑以“颂秦德,明得意”。秦以后的历代君王仿效始皇树碑立言者不可胜数。这类碑文的篇幅长于现代的标语,内容除歌功颂德外,主要是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似可看作政治标语的雏形。当然,那时候都是在石头上刻的,墙头上可能还没有什么技术让粉刷的文字保留得很久。

   我们做宣传,对立面也会利用这样的标语做宣传。秦始皇时期,有“造反派”在东郡立了一块石头“反标”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下令将石头近旁的居民杀光,把这块石头标语焚毁。在我们和台湾国民党对峙的时候,他们在金门在岛屿上,也有一些“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类的标语,看起来那都是十分可笑的。

   由于出现一些违反政策,内容粗暴的墙头标语,国家在今年下半年整顿了标语宣传的做法,规范了一些标语用语。在我们村子里,这几天干脆把全部墙头标语全部粉刷了,没有一点保留。这也有点矫枉过正,毕竟墙头标语用好了,也是很有意义的。

   转自 中国标语源 作者:吴剑锋

红色标语:群众工作的初体验

在红色圣地井冈山,红色的印迹可以信手拈来。昨日,由江南都市报、三湘都市报、楚天都市报携手举行的湘鄂赣青年记者“红色三山行”大型采访活动走进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全体记者前往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敬献花圈。在井冈山的行洲村,斑驳墙壁上的标语,把记者带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而这些标语,记载的是我党的群众宣传工作的最初模式和体验,标语被保存80多年,也正是这种模式成功的注脚。

  标语墙是红军开展群众工作的最初体验

  行洲位于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中心——茨坪的南面,距朱砂冲哨口五公里,“行洲府,茨坪县,大小五井金銮殿”是流行于井冈山的民谣,可见当时行洲是井冈山较大的村庄。而行洲村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曾是白军和红军反延长拉锯式争夺的要地。

  在几栋民居的墙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红色的标语:“红军是无产阶级的门卫”、“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实行土地革命万岁”“工农暴动起来分田地!工人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讲解员刁冬梅告诉记者,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国红军第四军每到一处,墙上都写满了标语。1928年五六月间,红四军在这栋房子的墙上就写下了三十多幅标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红军的宗旨和各项政策。

  行洲红军标语群旧址上的标语,是井冈山上保存最原始、最完整和内容最为丰富的红军标语群。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我们党和红军特别注重宣传工作。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到:“文字宣传,如写标语,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地,壁上写满了口号。”陈毅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这样描述:“红军现在有一个宣传兵制度,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如连队、营部或政治部、卫生队等)均须派5个人担任宣传工作,这5个人不背枪、不打仗,不服勤务,名叫宣传兵。此5人分两组,一组为演讲队,担任口头宣传……其外一组为文字理传组,两个人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毛笔各一支,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统统写满红军标语……”

  而行洲红军标语墙,展现的正是工农红军不断成长,通过宣传队写标语等形式,开展群众工作,真正深入到群众中间。

  改动一个字红色标语躲过劫难

 

  在进入行洲村时,第一个看到的是一幅巨幅标语:“红军是为劳苦工农谋利益的先锋队!”几个黑黑的大字,虽然历经80多年的风吹日晒依旧清晰可见。而这幅标语明显有改动的痕迹。刁冬梅向记者讲述了标语改动背后的一个真实故事。

  1928年9月,红四军31团从湘南回师井冈山时,红军以邝朱权为代师长的红军独立师在李焕湘家左侧另两户的房子正面墙壁上写了这幅巨幅标语。不久,国民党军队进村。李焕湘为避免房子被烧掉,也保护墙上的红色革命印记,便改头换面,将“红军”的“红”字刮掉,然后只填上一“国”字。结果将红军的标语变成了“国军”的标语了。正是这灵机一动的一改,才让这句红色标语得以完整保存。

  1973年,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开展文物普查时,行洲村村民反映,当年红军走后,村民用黄泥土把红色标语覆盖起来。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洗掉泥土后,字迹便清楚再现出来。1982年,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组织力量,恢复了倒塌部分,并采取了加固等保护措施。2000年,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井冈山行洲红军标语遗址公布为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行洲村的标语是五大哨口内唯一得以保存下来的标语,它是井冈山斗争珍贵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井冈山斗争的重要文物资料。

  红色感悟:现在依然要善于开展群众工作

  一条条红军的标语,就是一个个宣传口号。善于做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行洲村民房斑驳的墙壁上的30多条标语告诉我们,正是从这最初的一条条标语开始,让群众知道我党的方针政策,也正是由此起步,通过多种形式,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

  目前,我国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多发期,只有牢牢把握群众工作这条“生命线”,自觉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意识,秉承我党的优良传统,才能使发展的工作做得更快、更稳、更和谐。

  文/记者郭宁 图/记者许南平

    来源: 大江网-江南都市报
 

 

“五一口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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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口号”的故事

  1948年4月3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共23条,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其中第五条郑重宣布和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宣言书、动员令。“五一口号”的发布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建设的重大影响深远至今,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中共号召,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这在我国统一战线史上、在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在多党合作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临近五一节的日子裡,我们一起重温“五一口号”的故事……

  发布“五一口号”是惯例

  最早提到“五一口号”的,是廖承志的一封“催问”电报。

  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当时新华社社长是廖承志,他正率队驻扎在位于太行山深处涉县的东西戌村,按照惯例,党中央每年都要在此时提出“五一口号”。于是,他拍了一封电报至西柏坡,请示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政策决定通过“五一口号”来向全国发布?

  廖承志的这封简短来电,当即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该是通过“五一口号”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

  1948年春解放战争局势的发展,促使更多的民主党派人士站到同中共携手奋斗的坚定立场上来,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向中共中央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政权机关,以与国民党的总统选举相对抗。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提议:解放区应紧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对抗国民党伪国大后的局面。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向中共中央提议:解放区应成立产生联合政府的筹备机构,以对国内外号召否认蒋介石伪总统。沈钧儒希望中共考虑,可否由中共通电各民主党派,建议召开人民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或由各民主党派向中共通电提出此项建议。陈嘉庚和沈钧儒的主张,无疑代表了当时许多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意见。

  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心声,立即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8年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朱学范:“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3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评论,表示愿意与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携手前进”。

  4月27日,毛泽东写信请刘仁转告张东荪、符定一,邀请他们及许德珩、吴?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名称拟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当年秋季。

  毛泽东亲笔作重大修改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图为常务委员合影。左起谭平山、周恩来、章伯钧、黄炎培、林伯渠、朱德、马寅初、蔡畅、毛泽东、张奚若、陈叔通、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李济深、李立叁、蔡廷锴、陈嘉庚、乌兰夫、沈雁冰。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图为常务委员合影。左起谭平山、周恩来、章伯钧、黄炎培、林伯渠、朱德、马寅初、蔡畅、毛泽东、张奚若、陈叔通、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李济深、李立叁、蔡廷锴、陈嘉庚、乌兰夫、沈雁冰。

  由胡乔木起草的“五一口号”初稿,共24条。其中第五条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一条格外引人注目。

  1938年,毛泽东为延安《解放周刊》题写了“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把“统一战线”作为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叁大法宝”之一。

  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设想,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人士纷纷集会,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拥护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双方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争取民主的斗争,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但会议通过的五项协议墨迹未干,国民党政府就公然撕毁协议,出动了30万军队进攻中塬解放区。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主同盟等为“非法团体”,强令其解散。民主党派期望国民党实行民主的幻想彻底破灭。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共产党坚持实行民主联合政府主张,与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和倒行逆施形成鲜明对照,使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彻底转向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叁中全会,恢復民盟总部,宣布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1月1日,国民党民主派内部实行联合,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赞成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1948年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通知即将在城南庄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4月27日,毛泽东致信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又对有关问题作了详细说明。信中说,这个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来解放区召开的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现在,革命胜利指日可待,革命胜利之后我们还需要统一战线,我们还要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这必须使中共党内同志有清楚认识,并且还要使民主人士完全清楚!

  毛泽东亲笔将“五一口号”初稿的第五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第五条的修改,表现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的诞生,奏响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建国的华美乐章,标志着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即将进入崭新时代。

  除了第五条,毛泽东还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将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

  毛泽东将修改好的“五一口号”首先征询了在城南庄的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之后,又亲自打电话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征求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五一口号”的发布

  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晋冀察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又称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日,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同一时间,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文章上方还端端正正地印着毛泽东侧身头像。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五一口号”发布当天,关起门来召开的南京伪国大闭幕,长衫马褂总统(蒋介石)和军装副总统(李宗仁)在众叛亲离的衰败气氛中,形象滑稽地“宣誓”就职。

  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次日,即5月1日这天,毛泽东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塬则、实施步骤等,对“五一口号”第五条作了进一步补充说明。信中说: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叁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

  “五一口号”和毛泽东的这封信函,完整表达了中共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意愿。

  “五一口号”得到积极响应

  “五一口号”发布第二天,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即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

  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欢聚一堂,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广泛的讨论。

  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口号”,希望早日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叁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同一天,他们还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

  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称“五一号召”“正切合全国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

  5月8日,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势和新政协》为题,连续召开座谈会。郭沫若、章乃器等十几人发表演说,一致认为中共“五一口号”对于团结各党派,动员广大人民民主力量,促进革命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举行常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这个决议宣告民建放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路线,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建发展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裡程碑。

  6月9日、6月13日、6月25日,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分别发表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6月,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柳亚子、茅盾、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人,妇女界代表何香凝、刘王立明等232人,也相继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五一口号”。

  从6月份起,在民盟中央的倡议下,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了一场新政协运动,各民主党派为准备召开新政协,纷纷举行讨论会、座谈会,撰写文章,贡献意见,研究办法,草拟各种方案,在当时,形成了一个为召开新政协献计献策的热潮。

  农工党在1948年9月作出的《政治决议》中强调:“我们与中共不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战友,而且是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合作者。”总部在北平的九叁学社,处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之下,不便发表公开声明,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才得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

  总之,“五一口号”发布后,短时间内,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以发表通电、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等方式,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并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和安排,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北上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筹建新中国。

  “五一口号”成为重要历史界标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这是同前来迎接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左起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

  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联合发表题为《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的声明,明确宣告:“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月27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沈阳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証”。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五一口号”发布之后,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相互关系发生了历史性改变。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于“五一口号”的热烈响应,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已经在政治上实现了从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到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关系的根本性、历史性转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重要历史关节点,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价值理念,心悦诚服地承认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裡程碑意义的重要历史界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模式由此而初步奠定。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电復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要求他们迅速就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共同研讨。从8月开始至1949年8月,应中共中央邀请,经上海、香港党组织周密安排,华北局、东北局密切配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华侨代表陆续从香港及国民党统治区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华北解放区的河北平山县李家庄,最后到达和平解放的北平古都,参与新政协的筹建工作。

  1949年9月21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宗教界、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掀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篇章。

  (作者系着名文史学者,江苏省社科联理事——吴跃农)

中共党史上的80句标语口号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三个代表”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个有利于”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稳定压倒一切”
“三步走发展战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国两制”
“五讲四美”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改革开放”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两个凡是”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打倒社会帝国主义”
“整党建党”、“吐故纳新”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革命委员会好”
“抓革命,促生产”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备战、备荒、为人民”
“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
“向雷锋同志学习”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反对修正主义”

“人民公社好”
“文化革命”、“技术革命”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大跃进万岁”
“以阶级斗争为纲”
“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革命委员会好”
“抓革命,促生产”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备战、备荒、为人民”
“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
“向雷锋同志学习”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反对修正主义”

“人民公社好”
“文化革命”、“技术革命”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大跃进万岁”
“以阶级斗争为纲”
“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一定要解放台湾”
“将革命进行到底”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和平”、“民主”、“团结”
“自力更生”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愚公移山”
“为人民服务”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兵民是胜利之本”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御敌于国门之外”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工农武装割据”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打倒军阀,打倒(除)列强”
“中国共产党万岁”

治庸问责勿以口号代替行动

入秋以来,一场源自江城武汉,旨在正风肃纪的治庸问责风暴席卷荆楚大地,各地多名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庸官庸员被问责,干部作风明显好转,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形势喜人,形势逼人。然而,令人忧心的是,少数地方以形式应对“形势”,以文件落实文件,不敢问、不善问、不严问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此治庸,恐怕难免流于形式,有违初衷。为此,笔者以为,抓好治庸问责,关键在做好“三问”文章。

一要敢问。敢不敢问责,是判断一个单位治庸问责工作是否动真碰硬的关键所在,也是检验问责者实施者和决定者原则性强不强,作风正不正的试金石。要问责就必然得罪人。怕得罪人,问责实施起来就会畏首畏脚,问责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没有敢于担当、不怕得罪人的精神,是断难抓好问责工作的。为此,各级党委政府作为问责决定者要高度重视,敢动真格,为问责实施者撑腰壮胆,大开绿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作为问责实施者,要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对“庸懒散”问题敢抓敢管,一抓到底,决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搞一团和气,当好好先生,绝不能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更不能遮掩护短、包庇纵容。

二要善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问责实施者要想正确实施问责,首先必须熟悉掌握治庸问责的相关原则、要求、内容和程序,做到胸有成竹,问无差池。要把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现象作为治庸问责的重中之重,切实解决各种“庸懒散软”等问题,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护航提速。要坚持实事求是、严格要求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相结合的原则,既要把握好政策界限,严格执行问责规定,又要给予违规者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能“一棍子”打死,做到寓教于问、以问施教。既问责于事,又问责于心,使被问责者能够深刻反思正视问题,心悦诚服地接受组织处理,并认真纠正过错,深刻汲取教训,以达到“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目的。

三要常问。“庸懒散”现象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决不是一场风暴就能荡涤一空,彻底解决的,必须形成长效机制,常抓不懈。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治庸问责作为转变干部作风和提升行政效能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来抓,切忌敷衍应付,搞一阵风,以口号代替行动,以风暴代替长效。要建立完善关于治庸问责的教育、监督和惩处的系列配套制度,使问责更具长期性、稳定性和科学性,使那些庸官庸员不愿庸、不能庸、不敢庸。

【本文选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七一社区” 】
 

标语文化:中国特色符号变迁

    标语是用简短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写什么样的标语,用什么方式书写标语,都取决于时代的需要。从标语的变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时代的变迁。标语口号,因具有言简意赅、准确贴切、生动形象、朗朗上口等特征而倍受国人青睐,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了中国人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标语口号算是正宗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党90年,也是“标语文化”嬗变的90年,从20年代“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30年代“武装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拥护苏联,解放全人类”、40年代“军民合作,驱逐日寇”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到文革“割资本主义尾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到发展市场经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知识越多越反动”到提倡科教兴国,从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到“依法治国”,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实现了由被压迫、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这一切,都在小小的标语口号中得到了体现。现在,人们的环保意识、人文意识逐步加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等成为了标语的主流。而标语的载体也由单一的墙面,向灯箱、横幅等多样化转变。经济的发展必将带动商业的繁荣,许多过去的标语都在房屋改造和拆迁中成为历史。即便如此,作为一种最经济、最有效的宣传形态,标语仍将生活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继续见证每个时代的变迁。
  
  标语虽小,却承载了历史。透过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的中国式标语,可以窥见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可反思社会发展中那些需要不断完善、不断改进的制度和观念。综观古今中外,用标语达到宣传目的的做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将标语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又能覆盖众多领域并不断与时俱进,也是中国人的创举。建党90年来,标语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影响力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渗入听觉、视觉和记忆的全方位通路中。它以其时间性、阶段性和空间性的特点,表现着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重点。
  
  记者驱车深入到福建向浦铁路沿线采访,工地墙上、彩门上林林总总的标语迎面而来。从“寻梦圣地今圆梦,落实科学发展观勇争先”到“精品让大地生辉,环保让蓝天深远”……各种口号各种内容的标语“百花齐放”。
  
  在一个隧道洞口,一位老铁道兵出身的老职工老张正在工地布置企业文化展板,指挥着几个民工将“和谐施工美化环境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大标语挂在隧道口。老张是位老政工,当得知记者是来采访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变化时,他滔滔不绝打开了话匣子。他说:“要说建党90年的变化,那太多了,我认为最可贵的变化,要算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从“标语文化”的变迁,就能看出人们思想观念的这一变化。”
  
  老张说,他的爷爷是个老革命,据他爷爷说,在19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是那时候最响亮的的口号。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中,“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为首要任务。在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所提的口号中,前两条就是“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又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北伐战争中使用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北伐军正是一路喊着这个口号,举着“打倒军阀!除列强”的标语,唱着“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战歌从珠江之滨打到长江流域的。
  
  在工地附近,有座古城泰宁,该古城位于福建西北部,与江西省黎川县交界,一直是闽赣两省物质补给的坚强后方。1931年5月,毛泽东、朱德指挥工农红军攻陷建宁,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即派红三军团第六师于6月4日乘胜解放泰宁,建立了泰宁县历史上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泰宁党支部,泰宁正式列入中央苏区的版图。
  
  泰宁有条红军街,最难得的是在红军街两旁的砖墙上完整地保留了红军当年刷写的标语和文告。“武装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拥护苏联,解放全人类”等等。1933年10月7日,朱德、周恩来等首长亲自率领总部直属部队干部、战士上街清理阴沟、打扫卫生、刷写标语,还参加了“城市清洁运动周”等活动,这些标语就是那时刷写上去的。它使我们相隔70多年后,还能真切地感受当时热火朝天的革命激情。
  
  老张说,他小时侯家里很穷,就几间草房,他上小学时,正是五十年代,解放初期,由于靠近路边,经常被刷上标语,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等。“那时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令所有中国人感到振奋和希望的年代,这样的标语成为这一时代的表征显现。”他说。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山河一片红”,清一色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标语成为那个年代人们的特殊回忆。老张回忆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民公社万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向雷锋同志学习”以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横扫一切牛鬼蛇 记得小时候我们玩一种“摸瞎”的游戏,一个孩子站在圆圈当中蒙起眼睛,其余的孩子依次走到他面前说一句话,让他听声音猜人,大部分孩子居然都选择了喊一句口号,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那句“有命不革命,要命有啥用?”这铿锵有力的口号至今还在他耳边挥之不去。
  
  老张当兵入伍的时候,正是1978年,改革的春风遍吹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户外标语口号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先是“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标语代替了“不怕流血流汗,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拼命干”,接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 “小平,您好!”等标语大批出现,让人禁不住耳目一新。
  
  老张兴奋地说:1979年,部队集体宿舍的墙上被宣传干事刷上了一条新标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实话,当时我还不太能理解这个标语的真实含义,现在想起来,这条标语身后的含义,其实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标语反映了当时的浪潮,这些标语也轮流被刷上了各个地方的墙上。从这些标语可以看出,中国已经摆脱了极左思想的干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了高效率、快节奏的全新价值观。
  
  八十年代初期,老张回老家探亲,发现路边“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去了,刷上了“谁穷谁丢人,谁富谁光荣”十个大字。虽然我们村至今里也没出几个比尔盖茨等世界首富,但村民们谁也不想太丢人,所以都卯足了劲去发家致富,现在的生活正象文革期间一句标语所憧憬的那样,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村里的标语也一换再换,一会儿说“要想奔小康,电话来帮忙”;计划生育检查,就刷“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鼓励年轻人外出打工,“要想早日奔小康,打工赚钱是良方”、“农民要想不受穷,出外打工才能行”等标语就铺天盖地;;三夏时节,标语上写“严禁在公路上打场晒粮”、“焚烧麦茬,拘留罚款”;若是换上“焚烧秸杆,罚款五千”那就是到了“三秋”了。不用去了解,只要看路两旁的标语,基本就可以知道家乡的变化。仔细研读乡村标语,别有一番趣味。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成为主题,“以法治国,科教兴国”、“要想富,先修路”、“只生一个好”等这些折射出人们对发展需求的标语逐渐多了起来。新农村医疗合作社成立,又写:“一人交纳十元钱,身体受益一整年”、“疾病导致贫困,防贫先保健康”。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标语口号也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对社会关注范围更广,风格更加五彩纷呈。汶川大地震,一句“汶川挺住,中国加油!”,一声“捐出一份爱心、共建一个家园!”、“不抛弃、不放弃!”让多少人泪流满面,那一刻,全中国、全世界的华人心相连,手相握,万众一心,共渡难关。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在奥运会上风靡一时,“点燃激情、放飞梦想”、“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宣示了中国人的骄傲,那一刻,世界有多少人瞩目中国,有多少炎黄子孙为之自豪。
  
  标语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时代在发展进步,标语也在与时俱进。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的进行,从标语中可以感受新中国的变化。老张说,过去标语的载体只有单一的墙面或者红布,现在向灯箱、电子横幅等多样化转变。这两年,在工地的外墙上不仅仅能看见“科学发展观”“和谐建设”等政策性标语,更多的是或富有诗意或温情脉脉的“提示语”,不象过去的标语不仅生硬而且僵化,比如“要金山银山更要青山绿水”这些标语反映了我们施工开始注重环保优先;“上有老下有小,出了事情不得了”、“安全重于泰山”这些标语反映了我们“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方针。
  
  农民工小刘还给我们说起他家乡的“标语致富”故事:原来,去年底,他家在路边盖了两层小楼,小楼刚盖好,就有中国联通的人找到他,要在墙上刷一条广告标语,说是还给他500元的墙体使用费。“以前,我们家的墙上被刷上标语,我老爹一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没想到这墙上刷广告还能赚钱。”小陶说。赚了500元的墙体使用费后,陶涛还向邻居吹嘘自家的墙还能挣钱,不料却被邻居们嘲笑了一番。“人家的墙体使用费都收到了800块钱,有的大的墙体收了2000块,我只收了500块,吃亏了明年我也收800块。”小陶说完大笑了起来。
  
  在一旁的农民工小陶忍不住插话说,还有专门针对我们农民工的标语呢!我走到他们宿舍,果然,“政治上一样平等,工作上一样要求,管理上一样对待,生活上一样关心,思想上一样教育,报酬上一样合理”宣传栏上几句标语格外引人注目。老张说,我们制作这些标语就是让农民工感觉同的正式职工一样,让农民工有组织可依,有家可靠,我们企业就是他们的“家”,从而激发其积极性,促进企业发展。农民工小陶说,过去我们总觉得低人一等,现在这些标语就让我们感觉地位明显提高了。
  
  中国铁建十八局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郝趁义深有感触地说:建党90年,也是“标语文化”嬗变的90年。从 “怕流血牺牲不是好汉”到“做防塌方的专家,不做战塌方的英雄”,从“四海为家”到“以人为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科技兴企”,我们企业每年承揽施工任务从年几千万到突破400亿,企业职工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这一切,都在小小的标语口号中得到了体现。举个例子,过去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讲奉献”,现在则更强调“讲贡献”,因为有“贡献”的“奉献”更有意义,也符合企业、社会的现实需要,这也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进步。胡锦涛总书记寄语中国铁建:“建优质工程,树企业形象”,现在我们正落实胡总书记“建优质工程,树企业形象”的重要指示,朝“十二五”宏伟蓝图、为建设具有强劲发展力的建筑企业集团飞奔。
  
  如今,“标语文化”从领袖语录到关注民生,一些不合时宜的、“冷”“硬”标语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口号的强制色彩和政治功能正在逐渐减退。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人文意识逐步加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等成为了标语的主流。也许有一天,标语口号会淡出我们的生活,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那个用标语口号统领和管理社会、实施政令的时代,那些影响过我们的生活、忠实而精要地记录了沧桑世事和社会变迁的标语口号。

来源:伍振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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