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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标语口号是一种语言污染

口号可以写成文字,画成图画,编成歌曲,或者结合这些形式。写成文字的口号便成为标语,可是标语并不一定都是口号。标语是一种公告,是写标语者用来表达自己想法的,就连偷偷在厕所墙上写“反动标语”也不例外。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标语是不允许在公共场所随意张贴和悬挂的。在民主社会里,每个人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和权利,但这种表达自由是有限度的。虽然你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别人也有不被你的表达骚扰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存在于对自由的限制之中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随意在公共场所张贴或书写可能侵犯别人自由的标语。

张贴或悬挂标语,会触及不少与公共空间和生活秩序有关的问题:在哪些公共场所或地方可以允许张贴标语?由谁来规定?以什么样的公共政治理由来作出这些规定?在美国,任何公共场所都不允许张贴、悬挂只代表个人、社团、党派的政治、宗教意见的标语。美国运用口号、贴标语的常常是人民,不是政府,最常见贴标语的地方是私人汽车的保险杠上,大城市里有的小贩专做这种标语生意,出售各种各样现成粘贴标语。汽车是私人财物,汽车的保险杠算是“私人空间”,是一个适合表达私人意见的地方。美国另一个常见张贴标语的地方是自家房屋的前院,通常是一块木板或塑料牌子,固定在一根棍子上,插在草地上或泥土里。美国人没有在墙上写标语的,要是有,那也是涂鸦,必须予以清除。每逢有选举,标语小牌子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选举过了,便又很快消失不见。在中国,在公共场所常见大肆张贴标语,甚至跨街拉长布条,这在美国是看不到的。

政治口号的标语是一种政治广告,也是一种政治宣传。在美国,个人、社团或政党要做这样的广告或宣传,可以在报纸上买版面(当然还有限制广告、宣传的细则规定),但不可以在学校、医院、广场、街道这样的公共场所来做,随意做这样的宣传,和涂鸦一样都是触犯公共秩序法的,都是城市整治的对象。

运用标语的方式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生的,一定会带有这个环境的特点。例如,在中国,在公共场所墙上张贴或书写标语是很常见的,这恐怕与人们从小受到的影响有关,例如一般人从小就从电影里看到,地下党或革命学生进行宣传动员,拎着糨糊桶,藏着传单,走到哪里,就在墙上又刷又贴,有的干脆就直接写到墙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将这个革命传统更加发扬光大。现在大城市里已经相当改观,但其他地方还有待变化。

中国标语口号的内容和语气也有相当鲜明的特点,内容自不必说,就说语气,不是命令式的,就是恶狠狠地充满暴力和霸气:“打土豪、分田地”、“痛打落水狗”、“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种语气在今天的一些标语中绵延不绝,例如有的计划生育标语竟然写道: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宁愿家破,不要国亡”。张贴违背法治原则的标语,脏乱差的环境和脏乱差的口号语言涂鸦合为一体。标语粗暴野蛮,完全诉诸暴力恐吓,本身就显示了宣传号召的失败。

暴力的标语口号是一种语言污染,也是一种精神污染,每一条这样的标语都如同一个向公共语言之河中排污的污染源,公共语言的严重污染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变得乖戾、强梁、粗暴、非理性。这样的公共语言显示出官与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对抗关系,也显示出国民素质和民众思考能力的低下,远远不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文化人文条件。营建和谐社会恐怕还得从学习理性、温和、真诚的公共语言开始,当然也包括其中的口号和标语。
 

标语口号必须与时俱进地进行创新发展

如今标语口号作用的背景相对于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代来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及标语口号确实具有的动员导向作用,标语口号不但不会突然从我们生活中消失,相反,会继续活跃于我们生活视野之中。然而,要想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标语口号必须与时俱进地进行创新发展,表现形式要“变脸”,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其内容要富于时代特征。

一、更新观念,依法动员

    我国可称得上是一个标语大国。地域上看,无论是都市的大小巷,还是农村的路坡土墙,处处都可觅见标语的踪影。毋庸置疑,在过去的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标语起过积极的作用。现在由于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宣传舆论工具的发展,标语口号所发挥的动员功效受到很大的削弱,它的活动天地大大地缩小。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语境下,人们的白主意识和独立思想能力显著增强,不再盲目跟着标语口号跑了。实际上,用口号推行政治主张,说到底是政治初级阶段。人类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推动社会进步,需要在法律框架内,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用民主科学的方法来实现。用简单的政治口号来发动群众运动去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无异于犯了“政治幼稚病”,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在设计标语口号时,要有法治观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保护公民权利法律体系。要尊重公民的人格,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侮辱公民人格尊严的标语要坚决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选取张贴标语的地点也要征得物主的同意。一些农村社区工作人员,最易随意在居民的墙壁上乱涂乱写,殊不知,这是侵犯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行为。

    在讲到法治观念时,还要求在设计标语口号时,符合相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如宣传计划生育时,撰写的标语要合乎《计划生育法》的基本要义,也就不得再撰写出吓唬、恫吓甚至是诅咒老百姓的标语来。动员人民群众去植树造林,爱护林木,就得遵从林业方面的法规规定。诸如此类,不一而举。只有符合法律法规的标语口号,才能有权威性、适用的普遍性和公众的可接受性。

    要防止标语口号过多过滥。今天随意张贴若干标语,明天单位领导拍拍脑袋之后就草率推出惊世口号。豪言壮语互相比赛,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感觉。对此,就涉及到依法管理标语口号问题。公共场所属于公共资源,不得随意占有。为了克服乱张贴、乱悬挂现象,北京市人民政府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探索。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5年出台了《post/651.html">北京市标语和宣传品设置管理规定》。

二、创新发展,推陈出新

    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重要时期都注重用好标语口号这块阵地,以及时、有力、响亮、务实的口号指引和鼓舞人民向前,比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等,有效地鼓起人们向某一阶段目标奋进的斗志。

    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在各种广告牌林立而且越来越美轮美奂、夺人眼球的今天,标语口号这种形式不仅没有过时,而且非常需要,这块阵地我们不仅不能丢弃,我们的标语口号不仅要写,而且要写得更好。我们既要继承过去好的做法,又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创新形式。

写标语时应注意:

A.写标语看墙壁长短将一句标语每个字写多大,以便一块壁写完一条标语,免得转弯或跳空。

B.写标语一律从左至右。

C.写标语字要大要正,不得写草字。

D.每一队宣传队必须负责在工作区域写完一篇标语,不要专写短句标语,把长昀重要标语不写。

E.反动标语须彻底洗刷,重新写上革命标语,过去把反动标语改一二个字的毛病应立即纠正。

F.注目的地方应写中心标语,如远处能见的墙壁,标语应写高字要大,巷里的墙壁标语应写低字不要过大。

G.写完一句标语后应重新看一遍,是否有错或漏字,如无错才走。”


   要提高标语口号的动员宣传效果,就要加大创新力度,创作出新颖独特的标语口号来。现在的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遍布于全国各地墙壁上的标语,往往显得千篇一律,缺乏视觉的冲击力。一花一世界,百人百个相,宣传标语本来就是为了让人关注和记住的,可是,千篇一律的雷同,谁还记得住呢?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色,有些宣传者不愿意动脑筋,一看到报上出现了一句好的口号,上面有一个新的说法,立即照搬照抄,马上鹦鹉学舌,这就缺乏标语宣传的鲜明个性。个性化时代要求我们富有创造性.简单的重复雷同,反映出管理者目标的模糊、个性的失落、思维的慵懒。唯有创新,推出个性化的才有生机和活力.才能历经时间的考验。

   标语是写给公众看的,口号是要公众喊的,这两个方面都需要扩大公众参与而问题。公众的广泛参与,能激发他们的热情,增加标语口号的认同感,扩大标语口号的社会影响面。如2004年河北日报报业集团曾发起“百姓自撰新文明标语”活动,将选出的标语公布在当地最大的文化广场。

   精选出若干条用于撮刊、广播、电视、网络和户外广告等多种宣传媒体。这类活动意义重大,因为它预示着标语功能的转变。随着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法制的健全、公民素质的提高,标语可以演化为一种广泛吸纳民众参与的公关工具,为营造健康的公众舆论和建立文明的社区环境服务。

   好的内容还要有好的表现形式。好的标语口号载体能成倍提高其功效。标语传统方法是写在墙上,或在路边拉横幅,但仅此还不够。要与时俱进,综合运用现代声、光、电等现代信息技术,提高视觉冲击力,加深印象。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多种传媒也是传播标语口号理念的重要阵地。只有拓展传播渠道,才能更好地发挥标语口号的动员功能。

 

公共生活中的口号和标语

 “口号”和“标语”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公共生活中都起到重要的“宣传”作用,人们常常把口号、标语和宣传混为一谈,甚至误以为是同一回事,这是不对的。从历史发生的顺序上说,是先有口号,后有标语,最后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宣传。最早的口号是口耳相传的,是为“口”号,口号并不一定需要书写成人们现在熟悉的标语形式。口号是一种语言表达,往往是修辞化了的表达方式,而标语则是一种记录和表达口号或其他意见内容的书写形式。宣传则是对口号、标语或其他传媒手段的特殊运用,是一种用途和目的。

  口号的语言特征是精炼、简洁,是一种在政治、商业、宗教或其他语境中使用的简短有力的表述,在语言形式上类似于格言、警句、座右铭。口号总是为某个目的不断地重复一种看法或说法。最早的口号与军事行动有关,英语的slogan一字就是从古代盖尔语的“军队呼喊”演化而来。一直到今天,口号所起的仍然主要是鼓动某种单一和统一行动的作用。当然也有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口号,例如古希腊柏拉图学院强调几何学的人文教育作用,在学院门口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可以说是最早有记载的标语化口号。在现代社会中,非政治的口号也是随处可见。例如,环保人士在自行车上挂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燃脂肪,不燃汽油”(Burn fat, not oil)。人们穿着的文化衫上也常常可以看到这类口号。

  一般的口号表达的是一些文化、社会主张和价值,而政治口号则顾名思义是政治性质的。不同的国家和政治制度会出现不同的政治口号,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起作用。例如,2006年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人人跟我们来”(Alla ska med)。听起来有点像“听某主席话,跟某某党走”,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瑞典是一个民主国家,不同的政党相互竞争,选民有自己选择政党的自由,政党对他们只能争取,不能用命令的方式来说话,口号的政治性质自然不同。又例如,纳粹德国的口号是“一个人民,一个帝国,一个领袖”,这就是一个极权统治的口号。再例如,俄国十月革命的口号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而这个政权却并没有给苏联人带来幸福,所以1968年5月的欧洲学生运动在批判“苏维埃空想主义”时,从反面利用这个政治口号,提出了另一个政治口号:“不把权力交给空想”(No Power to the Imagination)。

  口号的目的是迅速给人造成深刻印象,这种语言表述往往得借助修辞的手段。修辞化的口号使得词句简洁有力,朗朗上口,容易记住。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口号只能是一种肤浅、粗糙、程式、空洞的表述,是一种非常单一的主观宣泄,而不是理性周详的思考表达。口号往往被用作一种宣传手段,使得宣传也带有口号的话语缺陷。

  口号的修辞性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在英语中,常常会运用对比、头韻和尾韻、重复用字、玩笑。越南战争时期的反战口号:“Make love not war”(做爱不作战);反对外松内紧政治控制的口号:“Bigger cages! Longer chains!” (笼子越大,锁链越长);个性主义者的口号:“Sing badly if you must, but sing”(要唱就唱得难听,但还是要唱)。在汉语中,口号往往用全称断言、排比、对仗、数字、押韵,但因为受到一本正经的官方语言的影响,常常有明显的指示、命令腔调,给人以刻板武断的感觉,当然,现在也有不少虽美好,但很矫情的口号。

  口号的变化与传媒和宣传手段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商业性质的宣传在15、16世纪由于印刷术的运用而得到发展,17世纪随着报纸的出现,更增强了效能,18世纪后变得越来越重要。政治用途的宣传,在西方也是随着文字传播的便利而得到发展的,今天更是随着网络和手机短信的出现而有所改观。早期政治宣传运用得最多的是漫画,也有漫画配上文字的。美国革命前夕,富兰克林画过一张极有影响的宣传画,画的是一条蛇,身子断成8段,代表当时美洲的8个殖民地,配上了一句今天已经成为经典的文字:“联合,要不就死”(Join, or Die),1754年5月9日刊登在一家报纸上,不到一个月,美洲新大陆的几乎每一家报纸都转载了这幅宣传画和这句革命口号。中国古代像“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说法,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鼓舞过无数抗战的热血青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反饥饿、反独裁,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这样的口号对不同时期的中国革命起到过巨大的宣传作用。

  口号和宣传本身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其语言形式无所谓好坏,决定口号和宣传是正用还是误用的,是它的内容、运用机制和目的。在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中,有过度运用还是有限运用、谁在运用口号和宣传、是否限制公民说理、是否妨碍理性公共话语、口号是否有真实根据、是否有欺骗意图等等的问题。过度运用口号和宣传对社会和政治文化是有害的,因为许多口号和宣传中包含着不利于国民理性思考、交流、说理的话语机制。例如,口号难以避免笼统武断,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例如,“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是自然规律吗?敌人是谁? 口号往往以大话鼓舞人心,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其实并不切实。例如“东风压倒西风”,文革中说的:“大造人造粪,气死小日本”(不买日本化肥)。口号甚至根本无视现实,以空头支票代替现实目标。大跃进中有很多例子:“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这样的口号与狂妄吹嘘完全没有区别,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浮夸、虚假的风气,对社会诚信、国民诚实也有腐蚀败坏作用。口号的特点是对群众蛊惑性的“断言、重复、感染”,利用群众的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不利于民主政治和生活秩序的公共理性。

  口号可以写成文字,画成图画,编成歌曲,或者结合这些形式。写成文字的口号便成为标语,可是标语并不一定都是口号。标语是一种公告,是写标语者用来表达自己想法的,就连偷偷在厕所墙上写“反动标语”也不例外。表达一己政治观点的口号或类似政治内容的标语,它的目的是影响他人,是个人或党派宣传。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这样的标语是不允许在公共场所随意张贴和悬挂的。在民主社会里,每个人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和权利,也有这样的传统,但这种表达自由是有限度的。虽然你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别人也有不被你的表达骚扰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存在于对自由的限制之中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随意在公共场所张贴或书写可能侵犯别人自由的标语。

  张贴或悬挂标语,会触及不少与公共空间和生活秩序有关的问题:在哪些公共场所或地方可以允许张贴标语?由谁来规定?以什么样的公共政治理由来作出这些规定?在美国,任何公共场所都不允许张贴、悬挂只代表个人、社团、党派的政治、宗教意见的标语。美国运用口号、贴标语的常常是人民,不是政府,最常见贴标语的地方是私人汽车的保险杠上,大城市里有的小贩专做这种标语生意,出售各种各样现成粘贴标语。汽车是私人财物,汽车的保险杠算是“私人空间”,是一个适合表达私人意见的地方。而且,汽车开到东,开到西,到处传播汽车主人的意思,起到了宣传作用。汽车杠宣传往往很风趣、俏皮,虽然有时“低俗”,但并不遭禁。例如,“少用肮脏的汽油,屁股会更干净!”(Less dirty gases, more clean asses!)“Ass”属“不雅语言”,在学校里是不能使用的。越战口号做成的标语“做爱不作战”,在伊拉克战争发生时又流行了一阵子。

  美国另一个常见张贴标语的地方是自家房屋的前院,通常是一块木板或塑料牌子,固定在一根棍子上,插在草地上或泥土里。美国人没有在墙上写标语的,要是有,那也是涂鸦,必须予以清除。每逢有选举,标语小牌子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选举过了,便又很快消失不见。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国反战情绪高涨,还有几户居民联合张贴比较长的标语的,各家在前院用小牌子插上几个单词(用字母拼出),几户连成一个句子,字体粗大,相当有声势,引人注目。但这也是在私人空间里表达个人看法。中国常见在公共场所大事张贴标语,甚至跨街拉长布条,这在美国是看不到的。

  政治口号的标语是一种政治广告,也是一种政治宣传。在美国,个人、社团或政党要做这样的广告或宣传,可以在报纸上买版面(当然还有限制广告、宣传的细则规定),但不可以在学校、医院、广场、街道这样的公共场所来做,随意作这样的宣传,和涂鸦一样都是触犯公共秩序法的,都是城市整治的对象。美国公众一般都有民主社会的公域、私域区分观念,一方面坚持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积极表达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则会自觉遵守公共规则。这是他们在民主生活方式中养成的习惯,也是一种公共政治惯例,遵守的并不只是普通民众,拥有和代表公共权力的政治人物概不例外。

  运用标语的方式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生的,一定会带有这个环境的特点。例如,在中国,在公共场所墙上张贴或书写标语是很常见的,这恐怕与人们从小受到的影响有关,例如一般人从小就从电影里看到,地下党或革命学生进行宣传动员,拎着浆糊桶,藏着传单,走到哪里,就在墙上又刷又贴,有的干脆就直接写到墙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将这个革命传统更加发扬光大。现在大城市里已经相当改观,但其他地方还有待变化。

  中国标语口号的内容和语气也有相当鲜明的特点,内容自不必说,就说语气,不是命令式的,就是恶狠狠地充满暴力和霸气:“打土豪、分田地”、“痛打落水狗”、“砸烂刘、邓的狗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种语气在今天的一些标语中绵延不绝,例如有的计划生育标语竟然写道: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宁愿家破,不要国亡”。张贴违背法治原则的标语,脏乱差的环境和脏乱差的口号语言涂鸦合为一体。标语粗暴野蛮,完全诉诸于暴力恐吓,本身就显示了宣传号召的失败。

  暴力的标语口号是一种语言污染,也是一种精神污染,每一条这样的标语都如同一个向公共语言之河中排污的污染源,公共语言的严重污染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变得乖戾、强梁、粗暴、非理性。这样的公共语言显示出官与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对抗关系,也显示出国民素质和民众思考能力的低下,远远不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文化人文条件。营建和谐社会恐怕还得从学习理性、温和、真诚的公共语言开始,当然也包括其中的口号和标语。

  转自新浪博客 作者:徐 贲
 

舌尖上的“标语文化”

      标语是用简短文字写出的有宣传作用的口号,写什么样的标语,用什么方式书写标语,都取决于时代的需要。从标语的变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时代的变迁。标语口号,因具有言简意赅、准确贴切、生动形象、朗朗上口等特征而备受国人青睐,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了中国人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标语口号算是正宗的中国特色。

  标语虽小,承载历史

  中国共产党建党91年,也是“标语文化”嬗变的91年,从20年代“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30年代“武装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拥护苏联,解放全人类”,到40年代“军民合作,驱逐日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从文革“割资本主义尾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到“发展市场经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知识越多越反动”到“提倡科教兴国”;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到“依法治国”。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实现了由被压迫、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这一切,都在小小的标语口号中得到了体现。

  现在,人们的环保意识、人文意识逐步加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等成为了标语的主流。而标语的载体也由单一的墙面,向灯箱、横幅等多样化转变。经济的发展必将带动商业的繁荣,许多过去的标语都在房屋改造和拆迁中成为历史。即便如此,作为一种最经济、最有效的宣传形态,标语仍将生活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继续见证每个时代的变迁。

  标语虽小,却承载了历史。透过中国共产党建党91年来的中国式标语,可以窥见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可反思社会发展中那些需要不断完善、不断改进的制度和观念。综观古今中外,用标语达到宣传目的的做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将标语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又能覆盖众多领域并不断与时俱进,也是中国人的创举。建党91年来,标语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影响力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渗入听觉、视觉和记忆的全方位通路中。它以其时间性、阶段性和空间性的特点,表现着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重点。

  老张的标语话匣子

  笔者驱车深入到福建向浦铁路沿线采风,工地墙上、彩门上林林总总的标语迎面而来。从“寻梦圣地今圆梦,落实科学发展观勇争先”到“精品让大地生辉,环保让蓝天深远”……各种口号各种内容的标语“百花齐放”。

  在一个隧道洞口,一位老铁道兵出身的老职工老张正在工地布置企业文化展板,指挥着几个民工将“和谐施工,美化环境,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大标语挂在隧道口。老张是位老政工,当得知笔者来意时,他滔滔不绝打开了话匣子。他说:“要说建党91年的变化,那太多了,我认为最可贵的变化,要算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从"标语文化"的变迁,就能看出人们思想观念的这一变化。”

  老张当兵入伍的时候,正是1978年,改革的春风遍吹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户外标语口号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先是“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标语代替了“不怕流血流汗,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拼命干”,接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小平,您好!”等标语大批出现,让人耳目一新。

  老张兴奋地说:“1979年,部队集体宿舍的墙上被宣传干事刷上了一条新标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实话,当时我还不太能理解这个标语的真实含义,现在想起来,这条标语身后的含义,其实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标语反映了当时的浪潮,这些标语也轮流被刷上了各个地方的墙上。从这些标语可以看出,中国已经摆脱了极左思想的干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了高效率、快节奏的全新价值观。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老张回老家探亲,发现路边“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没有了,刷上了“谁穷谁丢人,谁富谁光荣”10个大字。虽然村里至今也没出几个富翁,但村民们谁也不想太丢人,所以都卯足了劲去发家致富,现在的生活正象文革期间一句标语所憧憬的那样,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村里的标语也一换再换,关于电灯电话,刷的是“要想奔小康,电话来帮忙”;计划生育检查,就刷“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鼓励年轻人外出打工,“要想早日奔小康,打工赚钱是良方”、“农民要想不受穷,出外打工才能行”等标语就铺天盖地;三夏时节,标语上写“严禁在公路上打场晒粮”、“焚烧麦茬,拘留罚款”;若是换上“焚烧秸杆,罚款五千”那就是到了“三秋”了。不用去了解,只要看路两旁的标语,基本就可以知道家乡的变化。仔细研读乡村标语,别有一番趣味。

  标语越来越多元化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成为主题,“以法治国,科教兴国”、“要想富,先修路”、“只生一个好”等这些折射出人们对发展需求的标语逐渐多了起来。新农村医疗合作社成立,又写:“一人交纳10元钱,身体受益一整年”、“疾病导致贫困,防贫先保健康”。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标语口号也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对社会关注范围更广,风格更加五彩纷呈。汶川大地震,一句“汶川挺住,中国加油!”,一声“捐出一份爱心、共建一个家园!”、“不抛弃、不放弃!”让多少人泪流满面,那一刻,全中国、全世界的华人心相连,手相握,万众一心,共渡难关。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在奥运会上风靡一时,“点燃激情、放飞梦想”、“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宣示了中国人的骄傲,那一刻,世界有多少人瞩目中国,有多少炎黄子孙为之自豪。

  如今,“标语文化”从领袖语录到关注民生,一些不合时宜的、“冷”“硬”标语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口号的强制色彩和政治功能正在逐渐减退。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人文意识逐步加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等成为了标语的主流。

  也许有一天,标语口号会淡出我们的生活,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那些影响过我们的生活、忠实而精要地记录了沧桑世事和社会变迁的舌尖上的“标语文化”。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作者:伍 振

标语文化:中国特色符号变迁

    标语是用简短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写什么样的标语,用什么方式书写标语,都取决于时代的需要。从标语的变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时代的变迁。标语口号,因具有言简意赅、准确贴切、生动形象、朗朗上口等特征而倍受国人青睐,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了中国人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标语口号算是正宗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党90年,也是“标语文化”嬗变的90年,从20年代“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30年代“武装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拥护苏联,解放全人类”、40年代“军民合作,驱逐日寇”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到文革“割资本主义尾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到发展市场经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知识越多越反动”到提倡科教兴国,从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到“依法治国”,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实现了由被压迫、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这一切,都在小小的标语口号中得到了体现。现在,人们的环保意识、人文意识逐步加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等成为了标语的主流。而标语的载体也由单一的墙面,向灯箱、横幅等多样化转变。经济的发展必将带动商业的繁荣,许多过去的标语都在房屋改造和拆迁中成为历史。即便如此,作为一种最经济、最有效的宣传形态,标语仍将生活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继续见证每个时代的变迁。
  
  标语虽小,却承载了历史。透过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的中国式标语,可以窥见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可反思社会发展中那些需要不断完善、不断改进的制度和观念。综观古今中外,用标语达到宣传目的的做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将标语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又能覆盖众多领域并不断与时俱进,也是中国人的创举。建党90年来,标语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影响力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渗入听觉、视觉和记忆的全方位通路中。它以其时间性、阶段性和空间性的特点,表现着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重点。
  
  记者驱车深入到福建向浦铁路沿线采访,工地墙上、彩门上林林总总的标语迎面而来。从“寻梦圣地今圆梦,落实科学发展观勇争先”到“精品让大地生辉,环保让蓝天深远”……各种口号各种内容的标语“百花齐放”。
  
  在一个隧道洞口,一位老铁道兵出身的老职工老张正在工地布置企业文化展板,指挥着几个民工将“和谐施工美化环境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大标语挂在隧道口。老张是位老政工,当得知记者是来采访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变化时,他滔滔不绝打开了话匣子。他说:“要说建党90年的变化,那太多了,我认为最可贵的变化,要算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从“标语文化”的变迁,就能看出人们思想观念的这一变化。”
  
  老张说,他的爷爷是个老革命,据他爷爷说,在19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是那时候最响亮的的口号。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中,“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为首要任务。在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所提的口号中,前两条就是“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又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北伐战争中使用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北伐军正是一路喊着这个口号,举着“打倒军阀!除列强”的标语,唱着“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战歌从珠江之滨打到长江流域的。
  
  在工地附近,有座古城泰宁,该古城位于福建西北部,与江西省黎川县交界,一直是闽赣两省物质补给的坚强后方。1931年5月,毛泽东、朱德指挥工农红军攻陷建宁,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即派红三军团第六师于6月4日乘胜解放泰宁,建立了泰宁县历史上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泰宁党支部,泰宁正式列入中央苏区的版图。
  
  泰宁有条红军街,最难得的是在红军街两旁的砖墙上完整地保留了红军当年刷写的标语和文告。“武装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拥护苏联,解放全人类”等等。1933年10月7日,朱德、周恩来等首长亲自率领总部直属部队干部、战士上街清理阴沟、打扫卫生、刷写标语,还参加了“城市清洁运动周”等活动,这些标语就是那时刷写上去的。它使我们相隔70多年后,还能真切地感受当时热火朝天的革命激情。
  
  老张说,他小时侯家里很穷,就几间草房,他上小学时,正是五十年代,解放初期,由于靠近路边,经常被刷上标语,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等。“那时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令所有中国人感到振奋和希望的年代,这样的标语成为这一时代的表征显现。”他说。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山河一片红”,清一色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标语成为那个年代人们的特殊回忆。老张回忆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民公社万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向雷锋同志学习”以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横扫一切牛鬼蛇 记得小时候我们玩一种“摸瞎”的游戏,一个孩子站在圆圈当中蒙起眼睛,其余的孩子依次走到他面前说一句话,让他听声音猜人,大部分孩子居然都选择了喊一句口号,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那句“有命不革命,要命有啥用?”这铿锵有力的口号至今还在他耳边挥之不去。
  
  老张当兵入伍的时候,正是1978年,改革的春风遍吹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户外标语口号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先是“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标语代替了“不怕流血流汗,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拼命干”,接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 “小平,您好!”等标语大批出现,让人禁不住耳目一新。
  
  老张兴奋地说:1979年,部队集体宿舍的墙上被宣传干事刷上了一条新标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实话,当时我还不太能理解这个标语的真实含义,现在想起来,这条标语身后的含义,其实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标语反映了当时的浪潮,这些标语也轮流被刷上了各个地方的墙上。从这些标语可以看出,中国已经摆脱了极左思想的干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了高效率、快节奏的全新价值观。
  
  八十年代初期,老张回老家探亲,发现路边“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去了,刷上了“谁穷谁丢人,谁富谁光荣”十个大字。虽然我们村至今里也没出几个比尔盖茨等世界首富,但村民们谁也不想太丢人,所以都卯足了劲去发家致富,现在的生活正象文革期间一句标语所憧憬的那样,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村里的标语也一换再换,一会儿说“要想奔小康,电话来帮忙”;计划生育检查,就刷“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鼓励年轻人外出打工,“要想早日奔小康,打工赚钱是良方”、“农民要想不受穷,出外打工才能行”等标语就铺天盖地;;三夏时节,标语上写“严禁在公路上打场晒粮”、“焚烧麦茬,拘留罚款”;若是换上“焚烧秸杆,罚款五千”那就是到了“三秋”了。不用去了解,只要看路两旁的标语,基本就可以知道家乡的变化。仔细研读乡村标语,别有一番趣味。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成为主题,“以法治国,科教兴国”、“要想富,先修路”、“只生一个好”等这些折射出人们对发展需求的标语逐渐多了起来。新农村医疗合作社成立,又写:“一人交纳十元钱,身体受益一整年”、“疾病导致贫困,防贫先保健康”。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标语口号也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对社会关注范围更广,风格更加五彩纷呈。汶川大地震,一句“汶川挺住,中国加油!”,一声“捐出一份爱心、共建一个家园!”、“不抛弃、不放弃!”让多少人泪流满面,那一刻,全中国、全世界的华人心相连,手相握,万众一心,共渡难关。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在奥运会上风靡一时,“点燃激情、放飞梦想”、“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宣示了中国人的骄傲,那一刻,世界有多少人瞩目中国,有多少炎黄子孙为之自豪。
  
  标语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时代在发展进步,标语也在与时俱进。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的进行,从标语中可以感受新中国的变化。老张说,过去标语的载体只有单一的墙面或者红布,现在向灯箱、电子横幅等多样化转变。这两年,在工地的外墙上不仅仅能看见“科学发展观”“和谐建设”等政策性标语,更多的是或富有诗意或温情脉脉的“提示语”,不象过去的标语不仅生硬而且僵化,比如“要金山银山更要青山绿水”这些标语反映了我们施工开始注重环保优先;“上有老下有小,出了事情不得了”、“安全重于泰山”这些标语反映了我们“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方针。
  
  农民工小刘还给我们说起他家乡的“标语致富”故事:原来,去年底,他家在路边盖了两层小楼,小楼刚盖好,就有中国联通的人找到他,要在墙上刷一条广告标语,说是还给他500元的墙体使用费。“以前,我们家的墙上被刷上标语,我老爹一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没想到这墙上刷广告还能赚钱。”小陶说。赚了500元的墙体使用费后,陶涛还向邻居吹嘘自家的墙还能挣钱,不料却被邻居们嘲笑了一番。“人家的墙体使用费都收到了800块钱,有的大的墙体收了2000块,我只收了500块,吃亏了明年我也收800块。”小陶说完大笑了起来。
  
  在一旁的农民工小陶忍不住插话说,还有专门针对我们农民工的标语呢!我走到他们宿舍,果然,“政治上一样平等,工作上一样要求,管理上一样对待,生活上一样关心,思想上一样教育,报酬上一样合理”宣传栏上几句标语格外引人注目。老张说,我们制作这些标语就是让农民工感觉同的正式职工一样,让农民工有组织可依,有家可靠,我们企业就是他们的“家”,从而激发其积极性,促进企业发展。农民工小陶说,过去我们总觉得低人一等,现在这些标语就让我们感觉地位明显提高了。
  
  中国铁建十八局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郝趁义深有感触地说:建党90年,也是“标语文化”嬗变的90年。从 “怕流血牺牲不是好汉”到“做防塌方的专家,不做战塌方的英雄”,从“四海为家”到“以人为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科技兴企”,我们企业每年承揽施工任务从年几千万到突破400亿,企业职工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这一切,都在小小的标语口号中得到了体现。举个例子,过去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讲奉献”,现在则更强调“讲贡献”,因为有“贡献”的“奉献”更有意义,也符合企业、社会的现实需要,这也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进步。胡锦涛总书记寄语中国铁建:“建优质工程,树企业形象”,现在我们正落实胡总书记“建优质工程,树企业形象”的重要指示,朝“十二五”宏伟蓝图、为建设具有强劲发展力的建筑企业集团飞奔。
  
  如今,“标语文化”从领袖语录到关注民生,一些不合时宜的、“冷”“硬”标语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口号的强制色彩和政治功能正在逐渐减退。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人文意识逐步加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等成为了标语的主流。也许有一天,标语口号会淡出我们的生活,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那个用标语口号统领和管理社会、实施政令的时代,那些影响过我们的生活、忠实而精要地记录了沧桑世事和社会变迁的标语口号。

来源:伍振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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